“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要坚持先抢救、后缴费原则，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。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的话言犹在耳，昆明就发生了贫困产妇王丽（化名）因钱不够，连被3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丑闻（4月2日《新京报》）。这让马副部长很下不了台来。
　　事实上，卫生部强调“医院必须先救人后收费”已非第一次，而王丽案既不是第一例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如果缺乏制度跟进，缺乏严厉的法纪追究，所谓的“先抢救、后缴费”，终将成为泡沫。
　　我国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31条规定：“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。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，应当及时转诊。”《执业医师法》第24条规定：“对急危患者，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；不得拒绝急救处置。”刑法也明确规定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，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　　可见，马晓伟副部长所强调的“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”，是有法律依据的，并非一时兴起的豪言。然而可悲的是，当下对于医院见死不救，多停留于道德上的谴责，而缺乏法制上的问责和刑事追究。
　　之所以如此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比如，由于国家财力投入不足，急救经费欠费问题比较严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作为“经济人”的医院见死不救，无疑是“竞次”选择——以道德评价贬值来避免经济上的损失。于是，医生作为医院的“职业技工”，被捆在了唯利是图的战车上，面对危急病人不能不作也不得不作见死不救的选择。否则，他们自己将为高昂的急救费用埋单。因此，见死不救的当事人除了医生之外，还有不在现场却又处处在场的医院及其机制。那么，要追究医生个人的刑事责任，就似乎不合情理了。再加上医疗行政管理机构与医院的“父子”关系，被拒病人要举证取证也很困难，一旦闹出人命来，只要对方稍微给些经济补偿，就自会主动放弃追究医生的责任。这使得医院见死不救的成本实在很小。
　　成本越小，越不足以遏制，甚至越发助长了医院见死不救之风。那怕你卫生部长再发狠，也无济于事。
　　对此，公众开出了许多药方。比如，政府应不断增加投入，以确保公益医院的正常运转；建立急诊急救基金，以消减院方的经济顾虑，等等。但笔者以为，当下最需要的是强化惩罚，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以及院方的领导责任，并对见死不救实行院方举证，以增加患者与院方博弈的能力。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，充分发挥现行法律应有的震慑作用，医院见死不救才有望得到根本遏制。